一纸关税退款交易合约,暴露了华盛顿政策坚定支持者与华尔街精明投资者之间巨大的认知鸿沟。
美国曼哈顿,Cantor Fitzgerald交易大厅里,交易员们正忙碌地评估一份特殊资产的价值——企业已缴纳的特朗普关税潜在退款权。这家金融服务公司提出以20%-30%的折扣收购这些权利,押注价值140亿美元的关税可能被法院驳回。
而公司领导者,正是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的两个儿子。此时,他们的父亲正在白宫全力捍卫这些关税政策,声称它们能为美国带来“数千亿美元”收入,甚至可能免除中产阶级的纳税义务。
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公开场合力挺特朗普关税政策时,他儿子领导的金融服务公司Cantor Fitzgerald设计了一套精密的金融套利方案。该公司向缴纳关税的企业提出:以20%-30%的折扣价格收购其潜在的关税退款权。
对于一家缴纳了1000万美元关税的企业,Cantor Fitzgerald愿意立即支付200万至300万美元现金,换取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额退款及利息。
交易结构瞄准了一个法律窗口。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28日裁定,特朗普无权根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全面关税,该判决可能使4月2日以来的关税被推翻。若法院最终维持原判,自4月2日缴纳的关税可获得全额退款。
Cantor Fitzgerald代表透露,他们已完成一笔代表约1000万美元关税退款权利的交易,并准备处理数亿美元规模的此类交易。
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2日宣布被称为“解放日关税”的新贸易政策,援引“国家紧急状态”权力,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全面关税。
政策立即引发法律挑战。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三人法官小组一致裁定,特朗普征收全球性关税的行为超越总统权限。判决书明确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独享规定和征收关税的权力”。
白宫迅速反击。联邦上诉法院暂时中止了这一裁决,为政府争取了上诉时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公开表示:“请放心,关税不会消失。他(特朗普)拥有如此多的其他权威,即使在这种奇怪而不寻常的情况下被剥夺,我们也会找到替代方案”。
法律专家分析,即使IEEPA路径被堵死,政府还可能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等其他法律工具实施关税。这场法律博弈可能最终需要最高法院裁决。
Cantor Fitzgerald的交易定价传递了明确的市场信号:他们认为关税被推翻的概率超过75%(3:1胜率)。这种内部评估与公开预测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在Polymarket预测平台上,仅11%的参与者押注关税会被推翻。
这种分歧揭示了金融资本对政策稳定性的深度怀疑。杜克大学国际商法教授Tim Meyer指出,Cantor的交易反映了“与行政部门有联系人士对关税法律基础的内部评估”,可能影响更广泛投资者对政策持久性的信心。
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而言,Cantor的报价提供了急需的流动性。物流技术公司Flexport首席执行官Ryan Petersen解释道:“直接通过法院申请退款需要6到12个月时间,而且需要等待邮寄支票”。
金融公司利用法律不确定性进行套利的操作并非新鲜事。专家表示,这类交易是金融公司从潜在法律和解中获利的常见策略,尤其当诉讼可能耗时数年时,为企业提供即期资金解困。
当媒体曝光Cantor Fitzgerald的关税套利交易后,美国商务部迅速发表声明切割关系。新闻秘书Kristen Eichamer强调:“卢特尼克并不知晓这一决定,他对Cantor Fitzgerald没有洞察力或战略控制权。他已完全遵守道德协议条款”。
这一辩解难以消除公众疑虑。作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一直是关税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声称这些关税最终可能免除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美国人的纳税义务。
道德质疑的核心在于:行政高官亲属是否利用政策内幕信息牟利?尽管法律上卢特尼克已完成资产剥离并签署道德协议,但儿子经营的金融公司直接交易与父亲推动政策相关的金融产品,仍引发巨大争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John Coffee指出:“即使没有直接信息传递,家庭成员的商业行为也可能创造间接的利益输送通道,这是美国《道德改革法》长期面临的灰色地带。”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对美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新关税政策实施不到四个月已征收数十亿美元。专家估算,若法院最终推翻关税,退款总额可能高达140亿美元。
对中小企业而言,关税负担尤为沉重。纽约一家小型葡萄酒进口商VOS Selections的创始人维克多·施瓦茨描述:“我们不是大公司,撑不过这种风浪。这不是政策调整,是把整个业务模式打乱”。正是这种生存压力促使五家小企业联合提起诉讼,最终促成国际贸易法院的历史性裁决。
连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也承认关税的负面影响。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私下承认,关税政策导致美国钢铁业成本暴涨30%。这种内部认知与其公开立场形成耐人寻味的反差。
关税争议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深层次裂痕。一方面,白宫坚持认为“如何应对国家紧急情况,不应由未经民选的法官来决定”;另一方面,司法系统坚守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原则,强调“国会独享征收关税的权力”。
这种对峙创造了独特的政治僵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在联邦上诉法院挑战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另一方面准备备用方案,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放言:“即使我们输了,我们也会以其它方式实施关税”。
国会山的反应同样意味深长。共和党建制派与民主党罕见地达成共识,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梅耶斯直言:“关税就是税,总统无权收税”。这种跨党派立场显示,总统扩权已触动美国政治体系的敏感神经。
白宫西翼办公室内,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继续筹划如何捍卫关税政策;而在曼哈顿的Cantor Fitzgerald交易室,分析师们正评估下一批关税退款权的收购价格。这两处场景间隔不到三英里,却呈现了华盛顿政策意志与华尔街资本逻辑的深刻割裂。
随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即将审理此案,价值14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权成为金融市场的特殊商品。无论结果如何,这场高层家族关联交易已揭示一个残酷现实:当政策制定者亲属能从政策失败中获利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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